陳呈峰醫師：
有人說，現在的病人醫學知識越來越豐富了，他們可以上網找資料，應是現在是醫師也越來越萬難為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常常告訴病人，或是他的晚輩可以盡量上網找資料，拿走和我一起討論，一起想辦法來自他的病，我們是合作關係。其實，自古醫師的形象也並非都是十分完美的，端看他的行醫動機以及表現。大家會對刻板的覺得過去的醫師形象比較好，可能是因為以前的醫師擁有較多的財富，而現在各行各業比醫師有錢的多得很；過去的醫師比較有學問，而現在各領域的專家也在在都是；相較之下，醫師的社會地位就顯得並不如過去那麼崇高。那麼，醫師還剩下那些特質，可以像他在百業當中還受到別人的尊敬呢？我想就是在於醫師對於病人的苦痛有一種憐憫及惻隱之心，醫師因為用心看病而領受到病人的感謝。身為一名醫師一定要把握住這個特質，才能塑造自己在社會大眾觀感當中的美好形象。我想如果今日醫師形象已然較之過去有傾頹之勢，毀就毀在這裡。
陳昱瑞院長：
在我們的社會裡，形象在衰退的不只是醫師，總統、行政院長、各部會首長，以及立法委員的形象都在衰退。現在的病人因為醫學常識豐富，對於醫師已經不再像過去這樣盲目的崇拜；他們在乎的是你是不是夠專業，你是不是關心他。我服膺我的老師羅慧夫醫師「做醫師是一種福氣」都說法，來看我們的病人，絕大多數是講真話的，是等待我們幫助的，只要我們有心想讓自己的形象變好，我想機會是很大的。
陳世敏教授：
職業社會學通常在每過幾年就會對社會上一百種行業，進行所謂社會聲望調查。在美國，大法官一直是社會聲望最高的，多年來很少改變；醫師的社會聲望經常在第二、三名，很少要掉在第四名外。台灣中央研究院也做社會聲望調查，一般總統都是第一名，醫師的社會聲望也經常在第二、三名，很少要掉在第四名外。儘管在美國和台灣醫師的形象還是居高不下，但是社會民眾對醫師的期待，與過去相較其實有很大的改變。這種期待或許是希望從過去「以醫師為本位」的形態，改變成「以病人為中心」的型態，也就是以病人為本位的一種醫病關係。
林鶴玲教授：
現代醫學朝向儀器化、科技化、精確化等方向走，在美國的大眾文化其實是受到很深刻的自省的。新一代的醫師，大多數都已經具備的成熟的醫學倫理，做好準備在做積極治療過程當中，也關注到病人的感受。大家似乎都已經可以體認到醫學不只是治療。
黃達夫院長：
我完全贊成醫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互相參與的關係。如果我們不走這條路，那就是醫師的錯。在我擔任住院醫師時候，我的心情很難和我的病人的心情交疊在一起；慢慢地，我漸漸成熟了，交疊的部分就越來越大。一直到現在，我從反覆思索病人的病史，與病人的交談之間，我幾乎每一次都可以「接近完全」站在病人心情上為他們設想。我認為醫病關係的互動，彼此心情上的交集面，其大小是流動的。有時候多一點；有時候少一點。如果它是不動的，就表示這位醫師一直都不成熟。大多數的情況，是醫師主動地去探觸病人的心情，主動地願意去交集病人的感受；我當然希望病人也會主動地向醫師交心。
我們在醫院裏的教學，情況也跟醫病之間的關係很相似，經常我們教給住院醫師的，並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心中的疑惑，我們卻不太清楚。當一位老師可以和學生都完全做心靈交流的時候，他就會是一個好的老師。當然，這和我們所選擇的醫學生是不是選對了有很大的關聯。事實上，以台灣的醫學院招收醫學生的模式，我們所得到的醫學生，往往與我們的期待有相當大的距離。如果我們在人格特質上選對了醫學生，就不需要花太大的精神去關注到他學習的態度。今天我們討論到的醫學教育、醫師形象的重塑，其實都是一個問題。有相當智力，並且對人格特質具備從事醫師工作的年輕人不在少數；我們如果不好好的去發掘，而只憑他的學業成績表現，就讓他進入醫學院，那麼我們花更大的精力，都不見得能夠改變得了他的人生觀。
社會普遍認為做醫師是一個可以賺大錢行業，如果年輕人也受到這樣功利思想的影響，因為他聯考的分數高而進入醫學院，那麼就會變成一個危害社會的醫師。「一個社會有怎樣的醫師，終究是它所應的。」
廖運範教授：
當年我們選擇醫學院，主要也是因為這份工作受到社會的尊敬，生活也能夠比較穩定，當然包括收入比其他行業較高。我捫心自問，當初我選擇讀醫學院，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而是我爸爸要我去讀醫學院。現在的醫學院學生，大概也有六、七成是奉父母之命前來的。
曾敏傑教授：
相較於其他的職業，醫師的專業形象可以說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權威感、他的高收入、他的高聲望集於一身，可以說是中外皆然的。做為一個這樣的社會寵兒，當然也有他對社會應該賦予的責任，打從內心應有的自律感，對於自己提供的服務在品質上自我要求。不論醫師個人，醫院或醫師團體，如果他們的內部缺乏這種自省、自律、自我要求的機能，那麼他崇高的權威感、高聲望都將被重新評估。試問，這幾十年來的台灣，我們的醫師都已經完全做到社會給他們的高聲望與高期待嗎？如果不是話，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不論醫師個人，醫院或醫師團體有較多的自省行動呢？
早期台灣醫師都是自己當「老闆」的，面對病人，他自己就可以當家作主；現代的醫師70%是大醫院的雇員，醫師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可以自己經營他和病人的關係，而必須要受到醫院的文化、規定等種種的限制。我希望再次向大家表明，醫療改革促進會並不是一個「反醫團體」，我們希望促進一個使醫師可以友善地和病人建立關係的氛圍。醫療改革促進會基本上對台灣醫師的處境是同情的，他們在面臨醫療糾紛的時候，經常也是相當弱勢的；面對以營利為目的的醫院政策，使他們無法施展專業來幫助病人，也是令人氣餒的。我們認為問題是出在牽制醫師行為的大醫院種種規定，而醫院的政策有與健保制度有密切的關聯。我們期待醫師公會以及醫師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醫院說應該組織工會，讓集體的聲音可以透過正常的管道表達出來。
許重義校長：
醫院如果有醫師工會，醫師就有可能罷工。醫師罷工，對於社會的影響將使無法想像的。醫師這個行業，其實就是應該最「虛心」的，因為我們所知實在非常有限。做為一名醫師的首務，就是不去傷害別人，我們從醫學史上來看，我們甚至因為無知，曾經理直氣壯地開過毒藥給病人吃，這是身為醫師的恥辱。
侯文詠先生：
當我的作品《大醫院小故事》在公共電視播出之後，在公視的網站上有下兩萬多筆的留言，有陽明醫院的學生告訴我，他是因為看了這個故事才選擇醫學院的；有觀眾告訴我，他們原來並不清楚做醫師有這麼辛苦。有病人到醫院裡去抽血檢驗，當實習醫師戳了好幾下還沒有打進血管，他會用諒解的態度說：「啊！你一定實習醫師啦！電視有演。」這讓我想到，醫師實在應該適度地讓社會了解自己也有焦慮、沮喪、失落的一面，或許能夠促進彼此的了解。
謝炎堯副院長：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有一篇由日本慶應大學及美國密西根大學兩位教授所寫的文章，這指出在東方社會裏，醫師和病人計較金錢，是不那麼見容於社會的。日本社會裡，醫師的收入並不特別高，他們接受病人的紅包是正常的，而且金額往往相當大，幾乎接近醫療總額的百分之四。
我經常告訴學生，醫師是一個專業行業，我們應該告訴大眾，醫院不是救濟院，醫師也不是慈善家。醫師為病人看病是在執行一種專業；而不是在行善。不過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即是如此，醫師也可以慈悲關懷，這使不相衝突的。我認為作一名稱職的醫師，該給病人的要給；應該得的報酬要爭取。幾天前我在慈濟的大愛電視台一個節目上說：「行醫無償，樂在其中」。意思應該是指做醫師的人，就不應該去計較報酬。我很希望就教大家，這樣的說話能不能接受。
有人說，現在的病人醫學知識越來越豐富了，他們可以上網找資料，應是現在是醫師也越來越萬難為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常常告訴病人，或是他的晚輩可以盡量上網找資料，拿走和我一起討論，一起想辦法來自他的病，我們是合作關係。其實，自古醫師的形象也並非都是十分完美的，端看他的行醫動機以及表現。大家會對刻板的覺得過去的醫師形象比較好，可能是因為以前的醫師擁有較多的財富，而現在各行各業比醫師有錢的多得很；過去的醫師比較有學問，而現在各領域的專家也在在都是；相較之下，醫師的社會地位就顯得並不如過去那麼崇高。那麼，醫師還剩下那些特質，可以像他在百業當中還受到別人的尊敬呢？我想就是在於醫師對於病人的苦痛有一種憐憫及惻隱之心，醫師因為用心看病而領受到病人的感謝。身為一名醫師一定要把握住這個特質，才能塑造自己在社會大眾觀感當中的美好形象。我想如果今日醫師形象已然較之過去有傾頹之勢，毀就毀在這裡。
陳昱瑞院長：
在我們的社會裡，形象在衰退的不只是醫師，總統、行政院長、各部會首長，以及立法委員的形象都在衰退。現在的病人因為醫學常識豐富，對於醫師已經不再像過去這樣盲目的崇拜；他們在乎的是你是不是夠專業，你是不是關心他。我服膺我的老師羅慧夫醫師「做醫師是一種福氣」都說法，來看我們的病人，絕大多數是講真話的，是等待我們幫助的，只要我們有心想讓自己的形象變好，我想機會是很大的。
陳世敏教授：
職業社會學通常在每過幾年就會對社會上一百種行業，進行所謂社會聲望調查。在美國，大法官一直是社會聲望最高的，多年來很少改變；醫師的社會聲望經常在第二、三名，很少要掉在第四名外。台灣中央研究院也做社會聲望調查，一般總統都是第一名，醫師的社會聲望也經常在第二、三名，很少要掉在第四名外。儘管在美國和台灣醫師的形象還是居高不下，但是社會民眾對醫師的期待，與過去相較其實有很大的改變。這種期待或許是希望從過去「以醫師為本位」的形態，改變成「以病人為中心」的型態，也就是以病人為本位的一種醫病關係。
林鶴玲教授：
現代醫學朝向儀器化、科技化、精確化等方向走，在美國的大眾文化其實是受到很深刻的自省的。新一代的醫師，大多數都已經具備的成熟的醫學倫理，做好準備在做積極治療過程當中，也關注到病人的感受。大家似乎都已經可以體認到醫學不只是治療。
黃達夫院長：
我完全贊成醫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互相參與的關係。如果我們不走這條路，那就是醫師的錯。在我擔任住院醫師時候，我的心情很難和我的病人的心情交疊在一起；慢慢地，我漸漸成熟了，交疊的部分就越來越大。一直到現在，我從反覆思索病人的病史，與病人的交談之間，我幾乎每一次都可以「接近完全」站在病人心情上為他們設想。我認為醫病關係的互動，彼此心情上的交集面，其大小是流動的。有時候多一點；有時候少一點。如果它是不動的，就表示這位醫師一直都不成熟。大多數的情況，是醫師主動地去探觸病人的心情，主動地願意去交集病人的感受；我當然希望病人也會主動地向醫師交心。
我們在醫院裏的教學，情況也跟醫病之間的關係很相似，經常我們教給住院醫師的，並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心中的疑惑，我們卻不太清楚。當一位老師可以和學生都完全做心靈交流的時候，他就會是一個好的老師。當然，這和我們所選擇的醫學生是不是選對了有很大的關聯。事實上，以台灣的醫學院招收醫學生的模式，我們所得到的醫學生，往往與我們的期待有相當大的距離。如果我們在人格特質上選對了醫學生，就不需要花太大的精神去關注到他學習的態度。今天我們討論到的醫學教育、醫師形象的重塑，其實都是一個問題。有相當智力，並且對人格特質具備從事醫師工作的年輕人不在少數；我們如果不好好的去發掘，而只憑他的學業成績表現，就讓他進入醫學院，那麼我們花更大的精力，都不見得能夠改變得了他的人生觀。
社會普遍認為做醫師是一個可以賺大錢行業，如果年輕人也受到這樣功利思想的影響，因為他聯考的分數高而進入醫學院，那麼就會變成一個危害社會的醫師。「一個社會有怎樣的醫師，終究是它所應的。」
廖運範教授：
當年我們選擇醫學院，主要也是因為這份工作受到社會的尊敬，生活也能夠比較穩定，當然包括收入比其他行業較高。我捫心自問，當初我選擇讀醫學院，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而是我爸爸要我去讀醫學院。現在的醫學院學生，大概也有六、七成是奉父母之命前來的。
曾敏傑教授：
相較於其他的職業，醫師的專業形象可以說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權威感、他的高收入、他的高聲望集於一身，可以說是中外皆然的。做為一個這樣的社會寵兒，當然也有他對社會應該賦予的責任，打從內心應有的自律感，對於自己提供的服務在品質上自我要求。不論醫師個人，醫院或醫師團體，如果他們的內部缺乏這種自省、自律、自我要求的機能，那麼他崇高的權威感、高聲望都將被重新評估。試問，這幾十年來的台灣，我們的醫師都已經完全做到社會給他們的高聲望與高期待嗎？如果不是話，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不論醫師個人，醫院或醫師團體有較多的自省行動呢？
早期台灣醫師都是自己當「老闆」的，面對病人，他自己就可以當家作主；現代的醫師70%是大醫院的雇員，醫師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可以自己經營他和病人的關係，而必須要受到醫院的文化、規定等種種的限制。我希望再次向大家表明，醫療改革促進會並不是一個「反醫團體」，我們希望促進一個使醫師可以友善地和病人建立關係的氛圍。醫療改革促進會基本上對台灣醫師的處境是同情的，他們在面臨醫療糾紛的時候，經常也是相當弱勢的；面對以營利為目的的醫院政策，使他們無法施展專業來幫助病人，也是令人氣餒的。我們認為問題是出在牽制醫師行為的大醫院種種規定，而醫院的政策有與健保制度有密切的關聯。我們期待醫師公會以及醫師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醫院說應該組織工會，讓集體的聲音可以透過正常的管道表達出來。
許重義校長：
醫院如果有醫師工會，醫師就有可能罷工。醫師罷工，對於社會的影響將使無法想像的。醫師這個行業，其實就是應該最「虛心」的，因為我們所知實在非常有限。做為一名醫師的首務，就是不去傷害別人，我們從醫學史上來看，我們甚至因為無知，曾經理直氣壯地開過毒藥給病人吃，這是身為醫師的恥辱。
侯文詠先生：
當我的作品《大醫院小故事》在公共電視播出之後，在公視的網站上有下兩萬多筆的留言，有陽明醫院的學生告訴我，他是因為看了這個故事才選擇醫學院的；有觀眾告訴我，他們原來並不清楚做醫師有這麼辛苦。有病人到醫院裡去抽血檢驗，當實習醫師戳了好幾下還沒有打進血管，他會用諒解的態度說：「啊！你一定實習醫師啦！電視有演。」這讓我想到，醫師實在應該適度地讓社會了解自己也有焦慮、沮喪、失落的一面，或許能夠促進彼此的了解。
謝炎堯副院長：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有一篇由日本慶應大學及美國密西根大學兩位教授所寫的文章，這指出在東方社會裏，醫師和病人計較金錢，是不那麼見容於社會的。日本社會裡，醫師的收入並不特別高，他們接受病人的紅包是正常的，而且金額往往相當大，幾乎接近醫療總額的百分之四。
我經常告訴學生，醫師是一個專業行業，我們應該告訴大眾，醫院不是救濟院，醫師也不是慈善家。醫師為病人看病是在執行一種專業；而不是在行善。不過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即是如此，醫師也可以慈悲關懷，這使不相衝突的。我認為作一名稱職的醫師，該給病人的要給；應該得的報酬要爭取。幾天前我在慈濟的大愛電視台一個節目上說：「行醫無償，樂在其中」。意思應該是指做醫師的人，就不應該去計較報酬。我很希望就教大家，這樣的說話能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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